未来智讯 > 新闻资讯 > 浙商大经济学院教授朱海就大数据会颠覆经济学吗
导读:《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一书作者朱海就 文 /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资深教授何大安教授(以下简称何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认为大数据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并且也使计划经济具有可行性...
      
      《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一书作者朱海就
      文 /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学资深教授何大安教授(以下简称何教授)在《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三期上发表文章《大数据革命与经济学创新》,认为大数据革命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并且也使计划经济具有可行性。对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笔者在2018年已经和他商榷过一次,论文也发表了,可是,这次何教授仍旧刊发同样的观点。由于何教授的观点在经济学界有普遍性,并且这个问题涉及对经济学和市场基本问题的认识,与经济制度的未来走向有相当的关系。因此,笔者觉得非常有必要再度澄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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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信息与完备信息
      何教授认为“大数据使完全信息和完备信息有可能”,这是他整个理论的出发点,在该文的摘要中,他说:“由于大数据革命有可能给人类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因而对于经济学理论具有颠覆性。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应用理论都是建立在不完全信息之上的,如果人类能够得到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现有经济学理论将出现危机而需创新。”在文章中,他也提到“大数据革命显现了科技进步提供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端倪”。
      他认为,不仅厂商有可能获得完备信息,政府也有可能获得完备信息,“中央政府获取资源配置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结构的宏观层面上的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由于中央政府能够获得这样的完备信息,他认为“政府宏观调控对确定企业产量仍然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
      对此,首先笔者认为“完全信息”的概念是模糊的。什么叫完全信息,什么叫不完全信息,以什么为参照?事实上,“完全信息”的概念并不成立,因为对个体行动而言,他只能利用他当时所能获得的信息,他不能肯定他得到的信息究竟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他只是“估计”他的手段能否达到他的目标,其中信息属于手段范畴。并且,对个体来说,并没有客观给定的完全信息,因为信息还是要经过他的处理,经过他的判断。另外,“完全信息”是站在局外人来看的,而不是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并且也是“事后的”,即局外人在事后认为那些数据对他来说是“完备”的。在事前,即便是局外人也不知道信息是不是“完全”。
      其次,“准确信息”更是从局外人从事后角度出发得出的一个概念。当事人在决策时怎么知道自己的信息准确与否。他只能对信息准确与否做出判断。实际上,他关心的并不是信息准确还是不准确,而是对他有没有用。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准确”或“完全”,而是“价值”。
      另外,在现实中,除非我们已经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信息,那么才可能为他提供“完备信息”或“准确信息”,但是,即便借助于大数据,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
      如把市场中个体孤立地考察,即这些个体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或选择手段时互不影响,并且假设都知道他们的目标(手段),同时也不存在稀缺性,那么,大数据可以帮助这些个体“一一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不是经济学,因为这种假设和现实不符,在现实中不同个体之间的目标(手段)不是孤立的,而是冲突的(稀缺性),即存在如何兼容与如何协调的问题,正是目标(手段)的冲突性或兼容性才产生了经济学问题。而何教授的讨论和这个目标(手段)的兼容性问题完全无涉,这也意味着把真正的经济学问题排除在外了。
      人的行动并不是由信息决定的,或者说,信息本身并不直接决定人的行动。人是根据自己的目标,通过对信息的“理解”,才决定如何行动的,即不能从“信息”直接跨到“决策”。何教授正是做了这样的跨越,他假设人的决策函数是给定的,因此剩下的就是信息多寡的问题,获得的信息多了,人就“理性了”。这个假设显然不成立,对此下面还将作出说明。
      
      《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一书作者朱海就在会议上
      人的“无知性”不是一个“数据”问题
      何教授把理性视为一个信息问题,如“有限理性”是指难以获得实现目标所需要的信息,何教授正是在此基础上推论,认为具备完备信息(有了大数据)之后,将改变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有限理性。但人的有限理性并不是因为信息不完全,而是决策能力有限,或者说缺乏企业家精神,因此具备完备信息,也不可能使“有限理性”的特征有所改变。
      重要的不是信息本身,而是人们如何认识信息,或者说,信息的价值不是给定的,而是取决于人怎么理解它。如认为可以从信息中得出某个“最优”,可以根据信息替人做出最优安排,就是否定了人作为人的根本特征,即人的理解力、认识能力和创造力,把人机械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完全信息或非完全信息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假设”,是为均衡服务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一个现实的“缺陷”。或者说,这个方法论层面的假设和“现实”是无涉的,即“非完全信息”并不是因为人在“现实”中不可能做到完全信息,所以才做出的假设。而何教授认为,这个“非完全信息”是一个与现实(技术)问题相关的假设,是因为当时技术条件不够,才使经济学家做出了“非完备信息”的假设,现在的技术进步了,这个“非完备信息”的假设就不适用了,就应该做出修改。这是混淆了理论(假设)和现实。
      何教授还认为,借助于大数据,普通人可以和精英趋同,“大众群体会以精英群体的偏好函数为自己的偏好函数,以精英群体的认知函数为自己的认知函数,以精英群体的效用函数为自己的效用函数”,从而“可以把这两大群体的偏好函数、认知函数和效用函数置于一个趋同化框架进行研究”。
      何大安教授没有认识到,企业家的创造性是独特的,借助于大数据,普通人能够模仿马云的创造性吗?产品或技术等是创造性的产物,可以被模仿,但创造性本身无法被模仿。并且一个人的经历也无法复制。创造性是人头脑中处理信息的独特机制,是每个个体特有的。受新古典经济学影响,何教授没有认识到人的创造性不是函数概念,无法用一个程序刻画出来,然后把它“移植到”普通人身上,使普通人也成为精英。
      信息(数据)不可能改变人的无知性,这是由人的决策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人的无知性是固有的,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预设了人在决策能力上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只是输入的信息完备与否或准确与否。当通过大数据解决了信息问题,就可以做到“无所不知”。何教授也是受这种理论的影响,即把重点放到了信息(数据)问题上。
      人的“无知性”不是一个数据问题,而是人固有的本性。只要人有自己的想法,根据自己的想法行动,那就有不确定性,有不确定性,就意味着无知性的必然存在。数据消除人的无知,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存在,就是不允许个体有自己的想法,从而消除不确定性。
      何教授的“新科技型计划经济”是建立在掌握“未来数据”的基础上的,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未来数据”的概念,认为“大数据=历史数据+现期数据+未来数据”。但是,会有“未来数据”吗?未来的数据是未来人们行动的产物,未来的行动还没有发生,怎么可能有数据呢?如有未来数据,那还有不确定性吗?即未来数据和不确定性是相冲突的。数据总是对过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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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科技型计划模式”
      何教授在文章中提出了“新科技型计划模式”概念,认为大数据可以使计划经济重新变得可能,他说:“如果人类能够获取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那么人类经济决策就可以按计划行事……从理论上把未来有可能实施的计划经济解说成一种由大数据革命决定的新科技计划模式,解读人类获得完全信息和准确信息的途径和方法,构建一个由新科技决定的全新理论分析框架,以区别于我们以前认知的中央集权式行政型计划经济模式。”他还说:“经济学家以新科技为底蕴的有关计划经济理论的创新,不是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框架内的修补,而是重塑原有的计划经济理论框架,建立起新的假设前提、参照系和分析方法。”
      我们说,大数据不可能使任何版本的计划经济具有可行性。重要的数据是一种隐含知识,计划者不可能收集,大数据不能代替个体的自主决策,如前面所强调的,人的决策不是可以用程序刻画的。如要推行这样的计划经济,势必要限制个体的自主决策,让个体遵从某个给定的“最优”。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社会是可以期待的吗?
      何教授认为利用大数据,掌握准确的信息,就可以把市场价格计算出来,但是,市场价格能不能用大数据计算出来呢?这种思维假设计划者能够掌握所有人的供求信息,并且这种信息是不变的,人的行动模式是给定的或可以预测的,能够根据过去的数据推断一个人未来会怎么做,从而满足他的需求。它还假设人的行动完全是由输入的数据决定的,没有自己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价格问题就变成一个数据问题,可以用数据计算出价格,但这些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
      企业家利用过去的价格,估计未来的价格,并且产生现在的价格,价格是企业家判断和行动的产物。大数据不能替企业家做出判断。如本章一直强调的,企业家的决策或判断是不能“程序化”的。如明白价格是企业家判断和行动的产物,那我们就清楚大数据无法计算出市场价格,因为大数据或人工智能代替不了企业家。
      何教授也误解了“价格配置资源”。在市场中,价格是通过进入企业家的经济计算,并进而通过企业家的行动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即价格对资源的配置不是“自动”进行的。这种配置当然也是分散进行的。并且,在现实中也不存在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或者说,“价格”是通过灵活波动,指引企业家的行动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而不是通过一种“出清”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新古典市场理论是建立在“假想”的均衡之上的。作为参照,均衡理论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真实市场的,但何教授的问题是把均衡直接套用于“真实”的市场,让真实的市场去满足均衡的要求。他设想,有了大数据之后,均衡就可以实现了,计划经济就可行了。
      结语
      大数据作为技术,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包含理论创新的需要,经济学理论的进步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理论家思考、创新的结果。假如“大数据”是推动经济学变革的因素,那么在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如发明电报、电话或电脑的时候,或从马车到汽车,都会产生经济学的变革,但相应的变革并没有发生,这也说明技术变革不构成经济理论变革的驱动因素。何教授认为大数据有可能颠覆经济学,并产生新版本的计划经济,这些观点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本文节选自朱海就所著《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由上海三联书店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真正的市场:行动与规则的视角》
      朱海就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5月
      对市场的认识关系到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在前人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真正的市场”概念,认为走向真正的市场才可能使社会保持持久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本书的独特之处是把行动和规则结合起来,从“行动-规则”的角度说明真正的市场之蕴意。本书认为市场应理解为人的行动对一般性规则的遵循,而不能局限在“经济活动”方面来理解市常只有对一般性规则的遵循才会产生扩展性的协调秩序。这是更具一般意义的市场观,这样理解的市场就是文明本身。一般性规则的产生,又取决于个体是否从“行动-规则”的角度认识世界。因此,在本书中,行动与规则既是市场的构成,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当个体从“行动-规则”的角度认识世界时,真正的市场才是可能的。这一视角的引入,也是对斯密和哈耶克市场思想的一个深化。
      华文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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