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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视野下物联网立法研讨

发布时间:2018-12-28 01:06:07 文章来源:未来智讯    
    法经济学视野下物联网立法研讨作者:未知   摘要:运用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讨和教导立法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立法的重要方式,物联网的立法也离不开法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教导。我国的物联网建设起步较晚,相关配套的立法事务尚未启动,法律监管的缺位与物联网家当蓬勃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入法经济学的博弈理论和“成本一收益”的分析方法剖析物联网发展过程中政府、研发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立法需求,探求我国启动物联网立法事务的动因,进而论证立法的必要性,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物联网家当健康、有序的发展。
  关键词:法经济学;物联网;立法需求
  中图分类号:D901;D91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5―0081―08
  
  2009年8月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考察江苏省无锡市物联网家当研讨院时指出,我们要以“感知中国”的理念为教导思维,大力推动物联网的发展。由此,“物联网”这一陌生的术语起初引起我们的关注。早在1999年,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麻省理工学院)的研讨人员就提出了“物联网”观念,设想基于互联网和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射频识别技能)等相关技能构造实时智能网。开始,物联网技能适用于物流系统上,借助RFID系统实现对物流系统的智能化监管。但随着RFID、通讯、传感技能的日益成熟,近些年来物联网技能已起初向生物科技、智能设施等领域拓展。
  但是,一项再好的科技,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那也不过脆弱的“空中楼阁”。各国在研发物联网技能的同时,已经展开了相关配套的立法事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未几前通过了SBI268法案,旨在解决RFID技能运用过程中有关隐私权保护的问题,加利福尼亚州也因此成为美国第一个针对RFID隐私权立法的州。2009年,欧盟在"Internet of Things"方案中指出要加强政府对物联网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保证物联网的良性发展。日本政府为配合“i-Japan”打算的顺利推行,已经起初着手批改相关立法。我国有关物联网立法的事务尚未开展,因此有关物联网的立法研讨更值得学术界关注。
  提及立法,一般认为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率是公认的立法教导思维,只管在各个不同时期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有所不同。如庞德认为,在原始法阶段,法律的目的是维护公共治安或和平;在严格法阶段,法律的目的是维护平安;在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使伦理行为与善良的道德规范相适合;在成熟法阶段,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机会平等和取得物的平安。虽然一种良法的构建实际上是这些前述价值取向的整合,但笔者认为现行立法不但是“应然”价值的整合,而且是对社会“实然”需求的回应。在市场经济成为普世共识的情形下,立法的“经济性”也应当被纳入立法者的视野之中。在近代最早尝试将经济学分析方法适用于法学领域研讨的先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他认为“遭受侵害的福利愈重要,犯罪的动机愈强烈,阻止人们犯罪的动机应当愈强大。也便是说刑罚同犯罪应当相均衡”。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观念起程,在考察域内外物联网的发展现状及潜在威胁的基础上,引入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物联网立法的必要性进行论证,以期丰富我们的立法依据。
  
  一、物联网的观念界定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缩写为IOT)是继计算机技能、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全新技能领域的革命。早期的物联网是在物流系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技能的革新,其内涵也不时地丰富起来。
  当前,由于物联网技能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学术界尚未对物联网的定义达成共识。理论上有关物联网观念的界定有很多种,笔者依据观念界定的立足点不同将其划分为以下三种模式:一是“功能式”的观念界定。劳伦特・费德瑞克(Lorent.Fer-derix)博士认为,物联网是一个动态的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它具有整合物理的“物”和虚拟的“物”的能力,从而实现两种“物”与信息网络的无缝接人。我国学者认为,物联网指的是将无处不在的末端设备和设施,包括具备“内在智能”的设备和“外在使能”的系统,依附装置在各类物体(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以及家用电器等)上的射频识别、传感器等设备,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特定程序的运行,达到远程抑制或者实现物与物的直接通讯,从而实现对万物的“管、控、营”一体化服务。二是“技能式”的观念界定。物联网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技能和全球定位系统等技能,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理学、化学、生物、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人,实现物与物、物与人的泛在链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和管理。三是“交叉式”的观念界定。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缩写为ITU)于2005年在突尼斯峰会上正式确定了“物联网”的观念。ITU认为,物联网是在信息和通信技能领域开创的一个新维度,即从任何人之间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信息交换,到能够连接任何事物,由此,互联将会倍增,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动态网络――物联网。
  综合物联网的有关资料,笔者认为它是一个依托于互联网的基础性网络,借助传感器等技能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信息交换,从而实现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智能互联。物联网的意义不但仅在于它是后互联网时代的又一次技能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影响我们未来生活的智能网。在物联网技能的基础上,我们将实现人与物理世界的整合,改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将会因物联网的存在而更加“智慧”的生活。
  
  二、域外和我国物联网发展的现状及趋势
  
  自物联网诞生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开展物联网相关技能的研发事务,试图复制互联网时代的“霸权”地位。IBM前首席执行官郭士纳认为,“计算模式的摩尔定律”(即计算模式每隔15年发生一次变革)将再次应验。根据这个定律理论,物联网即将引发计算模式的第三次革命。能够预见,物联网将成为世界各国重点研发领域,掌握物联网核心技能的国家将引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域外物联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2005年,“智能微尘”打算被美国国防部列为重点研发项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讨课题――“全球网络环境研讨”把在下一代互联网上组建传感器子网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国领袖奥巴马更是把物联网及相关家当的发展视为美国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通过政府投资、政策支持和减税等方式推动美国物联网的建设。2009年1月28日,IBM总裁彭明盛向奥巴马领袖提 出“智慧地球”的战略,此项建议得到了白宫的高度重视;2009年2月17日,在奥巴马领袖签署生效的《2009年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案》中提出,在智能电网、卫生医疗信息技能应用和教育信息技能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力保美国在科技方面的全球优势地位。这一系列事件证明美国已经把物联网纳入国家战略予以高度优先发展。美国的官方机构预测,到2020年,物联网家当将遍布大局部高科技领域,届时将会创造近95万个就业机会,产生近1万亿美元的市场效应,其规模非常于如今互联网家当的30倍。
  欧盟历来重视高科技领域的研发事务。2005年4月,欧盟执委会正式公布了“i2010”(innovation2010)打算,即在未来5年内,打造欧盟新的信息通讯政策。2006年9月,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倡议举办了主题为“i2010――创建一个无处不在的欧洲信息社会”的信息大会。2009年10月,欧盟委员会以官方形式对外公布了物联网战略,提出要让欧洲基于互联网智能基础设施的发展占领制高点,除了打算向ICT(Information Corn―munication Technology,在线测试)研发打算加入4亿欧元,启动90多个研发项目外,欧盟委员会还将于2011―2013年每年新增2亿欧元以进一步加强研发力度,同时拿出3亿欧元专款支持物联网技能公司的短期项目建设。欧盟在《Internet of Thingsin 2020 9中分析指出,物联网在未来的发展将履历四个阶段(见表1):第一,在2010年之前,RFID技能被社会所接受;第二,2010―2015年,打造无处不在的RFID技能;第三,2015―2020年,实现物与物的互动;第四,2020年之后,逐渐实现全面智能化。
  作为传统科技强国的日本也不甘示弱,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初,就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人手大力发展信息技能的应用。日本政府在2000年首次提出“e-Japan”(electronic Japan)打算,并于2004年把“e-Japan”打算升级成“u-Japan”(ubiquitous Ja-pan)战略,随后又在2009年7月提出“i-Japan”(in-novatlon Japan)战略。为了实现智能化的日本,“i-Japan”战略将执行指标聚焦在政府、医院和学校等三大公共机构,强化了物联网在交通、医疗、教育和环境监测等领域的应用。
  韩国在物联网的建设上起步较早,在1997年就出台了一系列家当政策,重点扶持传感网的研发。韩国于2009年10月通过了《物联网基础设施构建基本规划》,将构建物联网确定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韩国通讯委员会打算在2012年实现“通过构建世界最先进的物联网基础设施,打造未来广播通讯融合领域超一流ICT强国”的指标。据思科和牛津大学的调查汇报显示,韩国网络覆盖率和质量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第一。种种迹象证明,韩国正朝着物联网强国迈进。
  
  (二)我国物联网的发展现状
  众所周知,在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由于那时我国的经济基础对照薄弱,科技落后,未能掌握相关的核心技能,致使我国在计算机、互联网发展的竞争中处处受制于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研事务者的不懈努力,我国在物联网技能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充分显示了我国争夺物联网“话语权”的实力和决心。2009年10月24日,西安优势微电子公司在第四届中国民营科技产品博览会上宣布:我国第一颗物联网的中国芯――“唐芯一号”研制成功。这标志着我国已经攻克了物联网的核心技能,为我国发展物联网技能及相关家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2009年,在世界传感网领域,我国已与德国、美国、韩国一同,成为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国。
  为了“做大做好”物联网这块“蛋糕”,国家加大了对物联网领域的加入。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能发展规划(2006―2020年)》和“新一代宽带移动无线通讯网”等规划,均将物联网列入重点发展对象;2009年9月,南京邮电大学成立了我国首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研讨中心”;同年,我国信息技能标准化委员会组建了传感网网络标准事务组;2010年3月,在政府事务汇报中首次明确提出加快物联网的研发与应用,加大国家加入,对物联网相关技能的研发予以重点支持。我国的“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指出了在未来五年大力扶持和发展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战略型新型家当的经济发展路线。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把物联网列入优先发展序列。如北京市即将发布《智能北京行动纲要》,并率先建成国内最大的云计算平台;武汉市在2010年光博会上宣布将依托物联网建立“智能城市”;珠海市横琴岛将建立智能电网;四川省将在省内煤矿装备瓦斯监测系统;无锡市与北京邮电大学就传感网技能研讨和家当发展签署了合作协议;杭州、上海、宁波等城市也在推动物联网家当园的建设。一时间,物联网家当发展打算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竞相启动。据权威机构贝叶思发布的汇报称,预计到2015年,中国物联网市场规模有望达到一万亿元以上。
  
  三、物联网立法缺位的潜在风险
  
  物联网的出现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很多国家把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优先发展。作为一项新兴的科技,物联网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惠及我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建设法治社会成为主流理念的今天,用法律的武器来规制物联网的发展无疑成为了首选。现阶段,世界各国在物联网的立法问题上都尚处于试探阶段,但有关物联网立法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业已显现。
  
  (一)物联网犯罪难以规制
  科技与犯罪老是如影随形。毫无疑问,物联网是后互联网时代的一次全新的革命,但是随着RFID技能逐渐渗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利用物联网技能的犯罪活动业已出现。例如在2009年2月,美国西雅图的一个电脑黑客利用电子标签阅读器,通过非接触的方式秘密窃取了两份美国护照的身份资料,这一通过物联网技能的犯罪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由于立法的缺位,我们的司法机关在面对此种犯罪行为时“擅用自由裁量权”,这种困境使得犯罪分子要么获得不适当的惩罚,要么逃避惩罚,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主流理念相左,而且更有“践踏法治”之嫌。
  
  (二)物联网研发难以被监管
  “无规矩不成方圆”。现阶段物联网立法的缺位,使得物联网的研发过程难以得到有效的监管,而监管的难点在于研发资金的利用。纵览全球,很多国家加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发展物联网家当,我国政府亦不例外。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已有50个城市启动了物联网家当的建设,有关物联网建设的国家级政策、法规已制定14个,各地方政策、法规已制定13个,这些统计数据体现了我国对于物联网家当发展的重视。随着各级政 府把大量研发资金加入到物联网家当,有关资金利用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大。由于缺乏法律的监管,大量的物联网研发资金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研发者滥用研发资金,拖延研发周期,降低资金效率的行为比比皆是。这样的行径不仅会造成大量国有资源的浪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整个物联网家当的发展。
  
  (三)物联网家当市场紊乱
  随着物联网技能的发展和普及,物联网带动的市场效应会越来越大,威胁市场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也随之增加:最初是垄断危险。物联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物联网研发的门槛较高,参与研发的机构较少,研发人才稀缺,因此整个物联网家当存在垄断的风险,这种风险对物联网家当的发展十分不利。其次是侵权问题。“人是利益驱动型的动物”,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物联网家当有利可图时,便别有用心的纷纷加人物联网家当,或是利用一些非法的手段盗用他人的技能专利,或是把一些没有发展前景的家当生硬的贴上“物联网”的标志,混淆视听,扰乱整个物联网家当市场。如果不准时建立配套的法律法规对这些行为予以规制,任由其发展,极有可能会“复制”软件盗版泛滥的惨剧,到当时再想起立法,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境地。
  
  (四)潜在社会风险增大
  作为后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事物,物联网即将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吃、穿、住、用、行到国防平安都将被纳入物联网系统之中,整个社会受物联网影响的因子也随之增大。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西波尔指出,当今一个明显的真相是,操纵和滥用电子计算机可能产生威胁整个国民经济的后果,阻止这类行为的发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有前车之鉴意义的互联网时代,由于网络的延展性和法律滞后。网络犯罪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丧失。美国因互联网犯罪造成的丧失每年都达几十亿之多,甚至上百亿美元。能够预见在物联网背景下,这些数据还会呈几何式放大。这些直观的数据带给我们的不但仅是经济上的危害,而且更是造成了人们心理上的恐慌。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准时通过立法予以规制,将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四、物联网立法必要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面对“潘多拉”式的物联网,如何保障其有序的发展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笔者试图借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良好的立法设计”进行分析。
  自古以来,法学和经济学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了用经济学分析法律准则的思维。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科斯、布坎南,最终由波斯纳正式确立了经济分析法学的学科地位,经济学完成了对法律和法学的全面渗透”。由此可见,法经济学的分析路径还是较为成熟的。从法经济学的角度上讲,立法行为真相上存在一种经济意义上的供求关系,是一个类似于供求不均衡――供求均衡――供求不均衡的循环过程。立法是一个经济分析适用于法律的过程,之所以要启动立法程序,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现存的立法不如意,或者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上讲是由于立法的净收益小于其他可供选择方案的净收益,出现了潜在的制度利润,这时会产生实际制度供给和潜在供给需求不一致,实际需求大于现存供给的矛盾。此时,人们会产买卖欲改变现存的法律体系的需求,希冀寻求新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帕累托最优”。
  物联网的发展已然超越了现存法律的“承载力”,新的立法事务迫在眉睫。笔者认为,立法程序的启动不再仅仅是正义的“召唤”,而且更是制度供给“紧张”的表现。笔者在论证物联网立法的必要性时。借用博弈模型这一工具进行分析。众所周知,博弈是在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引人经济学领域,随后在纳什等经济学家的努力下,博弈逐步成为经济学领域中重要的分析工具。在运用博弈工具分析立法之前,我们应当明确“理性经济人”是分析的前提和基础。“为权利而斗争”的“理性经济人”认为,每个社会人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把利益最大化看做是自己的行动指标;自己在社会中所实施的每一项行为都以是否能够增加预期利益为标尺,如果能够增加,那么该行为就会被毫不迟疑的实施,反之则会摒弃。立法者亦离不开“理性经济人”这一基本前提,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再是大略的正义的诉求,而且还应包括经济价值的最大化的考量,而博弈理论恰是分析经济价值是否“最优”的有效工具。引入博弈理论分析物联网立法命题,能够更加直观地为我们展示出物联网立法的紧迫性,也为我们开展物联网立法事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博弈分为不完全信息和完全信息两种情形,笔者依据这两种博弈情形,分辨针对研发者和消费者的立法需求展开讨论。
  
  (一)物联网研发者的立法需求分析
  作为物联网的缔造者,研发人员是影响物联网发展的核心因素,其是否受到法律的监督和规制,直接涉及整个物联网家当的发展。在运用博弈工具分析物联网研发者的立法需求时,博弈的双方是立法机关和研发者。由于信息交换的问题,两者之间是非完全透明的,因此笔者在分析这种情形时运用的是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在此过程中,立法机关有两种策略选择,即对研发者进行立法激励监督和不对研发者进行立法激励监督。研发者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即积极研发和消极研发。
  在此种博弈的基本假如中,研发者和立法机关的境地如下:一是立法机关无法清楚地观察到研发者的积极研发程度和对应于不同程度的收益;二是研发者无法清楚地知道对应于不同程度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收益;三是研发者能够选择积极研发或消极研发,立法机关也惟有两个纯策略选择――立法激励和不立法激励,并且激励机制的运用是有成本的。该模型的收益矩阵如图2:
  在这个不完信息的博弈中,1代表的是立法机关,2代表的是研发者。在该模型中,A1:研发者积极研发情形下立法机关的收益;A2:研发者消极研发情形下立法机关的收益(A1>A2);B1:研发者积极研发情形下所获得的收益;B2:研发者消极研发情形下所获得的收益;C:立法机关的立法成本;D: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成本;E:立法机关对研发者积极研发的激励;F:立法机关对研发者消极研发的惩罚。
  假如立法机关的立法监督几率为m,研发者积极研发的几率为,研发者因积极研发而收益的几率为z,因消极研发而受罚的几率为y,J,和K分辨代表立法机关和研发者的期望收益。在为定值的情形下,立法机关选择监督(m=1)和不监督(m=O)的期望收益为:
  J(1,n)=[(A1-c+E)x+(A1-c)(1-x)]n+[(A2-C+F)y+(A2-C)(1-y)](1-n)=A1n-Exn-Fyn-A2n+Fy+A2 J(O,n)=A1n+A2(1-n)=A1n+A2-A2n
  当J(1,n)=J(O,n)时,n=Fy-C/Ex+Fy。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几率大于n,立法机关的最佳选择是不监督;如果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几率小于n,立法机关的最佳选择是监督;如果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几率等于n,则立法机关可随机选择。
  假如m一定,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q=1)和消极研发(q=0)的期望收益分辨是:K(m,1)=[(B1-D+E)x+(B1-D)(1-x)]m+(B1-D)(1-m)=Exm+B1-DK(o,m)=[(B1+B2-F)y+(B1+B2)(1-y)]m+(B1+B2)(1-m)=B1+B2-Fym
  当K(m,1)=K(O,m)时,m=B2+D/Ex+Fy。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立法机关选择监督的几率大于m,研发者的最优选择是积极研发;如果立法机关选择监督的几率小于m,研发者的最优选择是消极研发;如若立法机关选择监督的几率等于m,研发者能够随机决定自己的偏好。因此,这种博弈的混合纳什均衡解是:(n=Fy―C/Ex+Fy),m=B2+D/Ex+Fy)。
  由此可见,这一纳什均衡与激励的几率z、惩罚的几率y、立法机关的监督成本C、研发者积极研发的成本D有关。如果立法机关提高对选择消极研发的研发者的惩罚力度Fy,对选择积极研发的研发者给予激励Ex,则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几率就增大;同时由于惩罚所得变为立法机关的立法监督收益,使立法机关立法监督成本降落,立法监督几率增大,则研发者选择积极研发的几率也随之增大。
  通过该博弈模型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立法机关不能完全观察到研发者的行为,也无法确定研发者的行为是否适合自己的利益,研发者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来追逐个人利益而忽视立法机关的利益,因而在此情形下如何规范研发者的行为是立法中重要的问题。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立法机关有必要设计一套适当的监督机制来规制研发者的行为,这是我们进行物联网立法事务的动因之一。
  
  (二)物联网消费者的立法需求分析
  物联网的发展带来的不但是技能的革新,更重要的是社会的回应。因此,物联网的另一参与群体――消费者的利益不容忽视。运用博弈工具分析物联网研发者的立法需求时,博弈的双方是立法机关和消费者。基于博弈双方的身份特性,笔者在此使用完全信息情形下的博弈分析。
  此种博弈分析的基本假如是:在这个博弈模型中,假如博弈的双方是消费者(A)和立法机关(B),双方都是“理性的”;消费者(A)有两种策略选择,即“进人物联网”和“不进人物联网”,立法机关(B)也有两种策略选择,即“监管”和“不监管”;An、Bn(n=1,2,3,4)分辨代表该部门的收益。则完全信息下博弈收益矩阵模型如图3:
  在这个完全信息的博弈矩阵中:(1)当消费者选择“进人物联网”策略时,如果法律缺位,无疑会像互联网时代一样引发社会问题。对于立法机关而言,惟有立法监管才能获益,“立法监督”是最优选择,在此时消费者和立法机关的收益分辨为(A1>A3)与(B1>B2)。因为立法机关是通过立法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社会效果,以期降低立法成本。(2)当消费者选择“不进入物联网”策略时,对于立法机关而言,立法会造成资源浪费,此时立法机关的最佳选择是“不立法”,此时消费者和立法机关的收益分辨是(A2<A4)与(B4>B3)。
  对于这个博弈模型,笔者运用“反复剔除劣策略”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在面对新兴的物联网时,消费者的选择常常是“进入物联网”。但是,物联网的魅力在于风险和收益并存,如何规避风险和实现收益,就成为消费者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之所以选择物联网,所期望的是在使用物联网技能时所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的成本(包括风险成本)。如果物联网带给我们的丧失超过收益时,“理性经济人”会毋庸置疑的摒弃物联网,这时会出现“不进人物联网”的选择。因此,“不进人物联网”的选择自然被剔除,消费者只会选择最优策略――“进入物联网”。消费者群体的数量左右着物联网的未来发展方向,而利益是消费者存在的唯一理由,因此,如何实现消费者的利益便是立法机关所要考虑的问题。立法“滞后性”的特征决定立法机关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消费者的选择,而此时立法机关选择“不立法监督”则成为当然的劣策略。剔除这个劣策略,则能够推导出唯一的纳什均衡解(A1,B1)。
  因此,进人物联网并接受立法监督,对于消费者和立法者而言是最优选择。法律能够为消费者利益的实现提供保护屏障,这个屏障既能够对利益实现预防性保护,也能够在利益遭受侵害时提供救济,消费者利益的实现反过来又降低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成本。由此可见,通过立法来实现双赢是我们进行物联网立法的动因之二。
  
  (三)预防物联网犯罪的立法需求分析
  物联网威胁的始作俑者――犯罪行为人也受理性假如中博弈逻辑的影响,期待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理性选择是经济学的主流分析理论。科斯首次利用理性选择理论,通过分析交易成本,揭示了法律制度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开创了法经济学这一新兴学科。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完全适合理性选择理论――实现利益最大化。利益驱动是“理性经济人”实施相关行为的原始动因,惟有利益回报适合或是超过合理预期的情况下,才会激发犯罪。
  由此可见,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最初考虑的是收益问题(成本包括行为成本C1+违法后果成本C2,预期收益为I,常常C1<I)。“法律所创造的规制对不同种类的行为产生隐含的费用,因此这些准则的后果可当做对这些隐含费用的反应加以分析”。笔者假定三种情形:第一种假定,法律制度缺位。由于缺乏物联网的相关法律制度,使得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过低,即C1+C2<I,行为人会决然选择犯罪;第二种假定,法律制度不当。在这种假定下,虽然有立法,但不得当的法律制度使违法 行为人付出的代价不适当,即C1+C2≤I,那么行为人会“适当的”选择犯罪;第三种假定,法律制度完善。完善的法律制度使得犯罪行为人会因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即C1+C2>I,在这种假定下,行为人才会理性的放弃犯罪。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常常情况下C1和I是定量,行为人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变量C2(见图4),我们的制度设计在于如何使C2远远大于I―CI,行为人会根据C2的情况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作出更加“理性”的选择。法律制度的存在会使得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前显得更加“理性”,这是我们进行物联网立法设计的动因之三。
  在法经济学家的眼中,法律有一个市场,法律是否需要被创制是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关系决定的,创制的法律是否属于良法是用成本――收益的方法来衡量的。法律作为物联网发展的重要保护屏障,直接影响着物联网的发展程度,任何一个物联网技能的革新都可能导致对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笔者认为,物联网带给法律的不但是立法层面的挑战,而且更多的是实践方面的拷问。在物联网技能刚刚起步的今天,我们思索立法的问题是未雨绸缪,反思互联网时代所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表明我们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日新月异的技能发展与相对滞后的法律法规这一矛盾会在今后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愈加突显,法律法规的制定既要保护技能,又不能制约技能的发展,这对我国的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客观上讲,与局部国家相比,我国的立法进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影响,我国立法者在立法理念的认识上也稍显不足。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在维持“公平和正义”这一核心理念的同时,是否应当思索引入法经济学理念――兼顾“成本――收益”分析,这实际上回归到笔者所倡导的“经济性”和正义之间关系的命题上。“由于法律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它能够使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权利和义务的配置惟有在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时才被认为是正义的”。由此可见,两者之间本身并非是矛盾的,不过需要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加以权衡,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使之有效地联合起来。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论证物联网立法的问题,为我们今后实施物联网立法提供了更加科学的依据,同时为物联网家当健康、有序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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