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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攻击问题国际人道法研究

发布时间:2017-12-07 09:06:00 文章来源:未来智讯    
    关键词:无人机;国际人道法;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直接参加敌对行动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3)06-0036-08
    2013年3月10日,美国无人机在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发射导弹,造成两名军事人员死亡。[1]这是截止到3月11日,美国在巴基斯坦进行的第9次无人机攻击。[2]2013年1月20―24日,美国连续5天在也门进行8次无人机攻击,造成多名据信为基地组织成员的人员死亡,另有多名平民死伤。[3]实际上,2001年“9・11”事件爆发后不久,美国就已经开始使用装备了导弹的无人机在阿富汗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组织。[4]2002年11月,美国首次在也门进行无人机攻击,并击毙了本拉登的前保镖、基地组织高层阿布・阿里,同时造成其他5人死亡。[5]十余年来,美国以“反恐战争”为由,在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等国频繁使用无人机进行“定点清除”,特别是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发动无人机攻击的频率越来越高,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尽管根据不同主体的统计,美国无人机攻击的次数和伤亡人数及人员构成存在较大出入,但无论如何,无人机攻击已经引起有关国家、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密切关注,并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无人机攻击涉及自卫权、主权、“定点清除”的合法性等问题,这些关于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并非无人机所独具。本文将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研究无人机攻击问题,判断无人机本身是否属于被国际人道法禁止的武器,分析无人机攻击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等之间的关系,考察无人机攻击操作者在国际人道法中的法律地位,最后探讨国际人道法应如何应对。
    一、无人机简介
    在正式讨论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无人机的发展情况。无人机(drone),又称无人驾驶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或远程遥控机(Remotely Piloted Aircraft, RPA),为方便起见,本文一概称为“无人机”。无人机的“无人”,是指人不在机舱中而是在地面或其他地方,通过远程遥控系统对飞机进行操作,并非真的“无人”。20世纪50年代,美国空军率先研发无人机,并在越战中使用其第一款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无人机“闪电虫”(Lightning Bug)进行战术侦察活动。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也开始研发无人机技术,并在80年代初取得突破。随后,美国一方面购买以色列的技术,另一方面加大研发力度,[6]1-2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位置。
    数十年来,无人机一直用来进行情报、监视和侦查活动。但近十余年来,无人机开始武装化,如携带导弹、炸弹等,并被用来进行空袭。目前,只有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公开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加拿大、德国等国有意购买和部署武装无人机,参见:Military to spend $1B on armed drones [EB/OL]. (2012-08-06)[2013-01-28]. http://o.canada.com/2012/08/06/military-to-spend-1b-on-armed-drones/; 'Credible Deterrence': Germany Plans to Deploy Armed Drones[EB/OL]. (2013-01-25)[2013-01-28].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germany-plans-to-deploy-armed-drones-in-combat-abroad-a-879633.html。法国等国联合研发的隐形战斗无人机“神经元”(Neuron)已经试飞,该项目由法国牵头于2003年发起,意大利、瑞典、西班牙、瑞士和希腊五国参与,耗资4.06亿欧元,其中法国承担一半费用。2012年12月1日,“神经元”原型机在法国南部城市伊斯特尔的达索航空公司基地首次试飞,以测试和发展无人战斗机技术,欧洲空军将于2030年前后装备无人战斗机。参见:Prototype of European Combat Drone Makes Maiden Flight[EB/OL]. (2012-12-01)[2013-01-28]. http://www.defensenews.com/article/20121201/DEFREG01/312010003/Prototype-European-Combat-Drone-Makes-Maiden-Flight.其他研发无人机的国家,如俄罗斯、印度、伊朗、中国等国,已经具备了将无人机武装化的能力。例如,伊朗宣布其无人机除了可用来进行侦查活动外,还可以在“1700―2000公里”的射程发射导弹,可以覆盖到以色列。参见:Iran flexes military muscle with new drone[EB/OL]. (2012-09-25)[2013-01-24].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2/sep/25/iran-new-military-drone-israel。中国研制的无人机,“能挂载2枚精确制导导弹和2枚炸弹,实现对地面固定目标和低速移动目标的精确打击”。参见:中国特种飞行器获重大突破 各类武器装备频亮相[EB/OL]. (2013-01-02)[2013-01-24]. http://mil.sohu.com/20130102/n362206844.shtml。在抓捕湄公河惨案首要犯罪分子糯康的过程中,“中国公安部曾计划派出无人机对其实施斩首行动”,但最后未实施。参见:中国倾力打造空中奇兵无人机 曾对糯康实施斩首行动[EB/OL]. (2013-03-02)[2013-03-04].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02/c_114858313.htm。美国的无人机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三类,中型序列里的“捕食者”(Predator)和“死神”(Reaper)常配备“地狱火”激光精确制导导弹。参见:U.S. Air Force Factsheets: MQ-1B Predator[EB/OL]. (2012-05-01)[2013-01-31]. http://www.af.mil/information/factsheets/factsheet.asp?id=122; U.S. Air Force Factsheets: MQ-9 Reaper[EB/OL]. (2012-05-01)[2013-01-31]. http://www.af.mil/information/factsheets/factsheet.asp?id=6405.美国是当今世界无人机最主要的使用国,其无人机攻击由中央情报局和空军,特别是中央情报局进行。美国军方已视无人机为“令人生畏的战斗支援资产”,[6]2声称美军在开发利用无人机的全部潜能方面仍处于“早期阶段”,并认为给无人机“装备导弹好比上世纪初给双翼飞机配上枪”。[6]6简而言之,无人机战争才刚刚开始。
         二、无人机是否属于被禁止的武器
    国际人道法的四个基本原则是区分原则、军事必要原则、不必要痛苦原则和比例原则。其中,区分原则要求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始终对战斗员与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加以区别,是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原则,没有区分原则,国际人道法便失去存在的逻辑基础。从国际人道法的角度考察无人机攻击问题,首先需要判断无人机本身的性质,即作为一种武器,是否属于为国际法禁止的种类。
    1. 目前的性质
    任何武器,都可以以不分皂白(indiscriminate)的方式使用,这种不分皂白的攻击,虽为国际人道法禁止, 《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4款开头便阐明“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第4款第1项规定“不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的攻击”构成不分皂白的攻击,第5款列举了两种应被视为不分皂白的攻击的情形。但并不意味着武器本身为国际法禁止。而某些武器,无论以何种方式使用,都很难甚至无法区分战斗员与平民,这种不分皂白的武器已被国际法宣告为非法并予以禁止,如集束弹药等。禁止不分皂白的武器是区分原则的必然延伸,也是确保区分原则得到遵守的必要手段。判断是否属于不分皂白的武器,或是看该武器是否“能以特定军事目标为对象”,《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4款第2项。或是看其效果能否按照国际人道法有关要求加以限制。《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4款第3项。同时,某些武器,由于其固有特性,无论怎样使用,都会造成不必要痛苦。之所以是“不必要的”痛苦,是因为这些多余的、额外的痛苦并不能增加使用方的军事利益,是徒劳和不人道的。这种导致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也已被国际法宣告为非法并予以禁止,如膨胀子弹、燃烧武器、激光致盲武器等。从这两方面出发,可以发现无人机既不是不分皂白的武器,也不是导致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无人机的武器主要是搭载的导弹,导弹是合法武器,具有较高的打击精准度,理论上具有更强的区分能力。因此,从法律性质来看,无人机与一般战斗机并无实质区别,无人机目前是合法武器。
    2. 未来的挑战
    然而,无人机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使其目前的合法性质出现变化。一方面,无人机将可能朝着真的“无人”方向发展,即从目前由人操作和控制,变成完全由无人机本身操作和控制。美国空军在其2009―2047年的无人机发展规划中,已经将“完全自主”定为无人机发展的“长期目标”,认为自主“将提高无人机的整体效用”,自主将从“最初的自动起飞、降落”,发展到“地面行动、维护和维修”,[7]33中型无人机将预留空对空和空对地武器接口,[7]38某些大型无人机将能够进行空中加油、电子战(electronic warfare)、战略攻击(strategic attack)、全球打击(global strike)、近距离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rt)、空中阻滞(air interdiction)、人道援助等行动。[7]40总之,人工智能的进步将使无人机有能力独自做出战斗决定,人将监视而不是参与无人机执行某些决定的过程。[7]41另一方面,战斗机无人化的研发也正在进行,并朝着机器自主的方向发展,如英国的“雷神”(Taranis)无人战斗机“旨在检验隐形自主无人机是否真有长距离,甚至跨大洲,打击目标的精准度。”[8]“雷神”将完全自动地飞行、寻找和锁定目标,只是在发起攻击前,需要人的授权确认。[9]
    无人机如果完全自主,自己挑选、识别、攻击目标,或者仅在最终发起攻击前需要人确认,那么这种无人机很难仅仅被视为一种武器,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只有人才有的“主体”地位。问题在于,国际人道法从产生至今,关注的一直都是人的问题,如对作战方法和手段的限制、战俘待遇、平民的保护等,所有的原则、规则和制度,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通过人来解决。机器,以及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法中迄今为止未列入考虑范畴。这种“反客为主”的无人机,将大大改变当代战争的结构,并对国际人道法构成根本挑战。
    判断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是武器还是“主体”,是任何进一步讨论的前提。如上所述,未来的无人机或是完全自主,或是仅在攻击前由人确认。前者与人类历史上任何已有的武器都存在实质区别,因为所有其他武器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存在,是人,而不是武器,会进行操作。这种无人机的“主体”地位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后一种无人机的武器性质虽略为突出,但仍与传统武器存在巨大区别,因为传统武器不会自己寻找、锁定和瞄准目标。而国际人道法是以人为逻辑前提的,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岁月里,不可能料到有一天,机器会部分甚至完全代替人上战场。国际人道法所有的框架和规则均是以人为标准设计,以之界定完全自主的无人机,自然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的无人机一方面很难具有纯粹的武器性质,另一方面即使成为完全自主的“主体”,在国际人道法中也无法被视为战斗员,因为战斗员首先是人。简而言之,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将给国际人道法带来两难的处境。
    第一,假如说认为完全自主的无人机仍是武器,或至少还部分具有武器的性质,首先需要判断它是否符合区分原则,是否属于不分皂白的武器。自行选择并攻击目标的无人机,区分战斗员与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的工作全部由机器进行,而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各种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对人和物性质的判断需要结合多种因素灵活考虑,因此,即使是再先进的电脑,能否区分不同法律性质的人和物,令人怀疑。在攻击前需要人确认的无人机,乍看之下人起到主导作用、具有决定权,但关键在于是电脑而不是人进行了所有前期信息收集和处理工作,而人将主要,甚至完全以此为基础和参考做出判断。这样的话,前期信息搜集是否完整,处理是否得当,决定了人能否正确区分不同法律性质的人和物。也就是说,虽然这种无人机攻击前需要人确认,但仍然是机器,而不是人,在区分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这与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攻击没有质的区别,只有量的区别,因此同样可能产生关于区分原则的疑虑。
    第二,如果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是“主体”,问题将更加棘手。无人机如果成为国际人道法中的“主体”,即战斗员,将给国际法理论带来极大冲击,因为现代国际法主体只有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最多是某些特定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是否给予机器任何性质的“主体”地位,人类社会还远未考虑好。退一步来讲,即使未来的国际人道法将战斗员由人扩展到完全自主的无人机,除了上述关于完全自主的无人机能否遵守区分原则的怀疑,它与比例原则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令人生疑。比例原则是指平民和平民物体受攻击附带损害的程度不能过分超出该攻击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如何判定攻击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以及可能附带导致的平民伤亡、平民物体毁损,并将二者权衡比较,需要综合考虑大量相关因素现场做出判断,电脑能否完成这些工作,有待回答。而且,如果说与战斗员有关的伤病员待遇、战俘待遇等无法适用无人机尚在情理之中的话,无人机无法为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则完全违背了法理,并从根本上使其被给予的战斗员地位失去意义,但是,让无人机本身承担责任,又很荒谬。
         三、无人机与信息的悖论
    由于能长时间对目标进行跟踪、监视、侦查,能掌握更多与目标有关的信息,因此无人机在理论上更能区分战斗员与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也更能权衡攻击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和附带的平民伤亡及民用物体损失。无人机提供的实时画面,使千万里外的操作者在如同身临其境的同时,又没有安全上的任何危险,心理压力较小,更能做出合理判断。总之,无人机在理论上更能遵守国际人道法有关原则与规则,但在现实中,无人机频繁地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这种强烈反差可以从信息的角度来解释。
    1.信息过多可能并不总是有利于区分
    相关信息过少,正确区分战斗员与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可能会遇到困难,甚至无法进行。但相关信息过多,未必总是有利于进行区分。信息的悖论在目前无人机行动中体现得相当明显。
    第一,无人机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信息过剩。无人机在获取情报,特别是战场情报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空前强大和便捷的,正是由于这种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能力,操作者在面临如同潮水一样涌来并持续增加的信息的时候,可能存在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例如判断究竟哪些信息有用、哪些信息无关,在相关信息里选择哪些进行参考等,而处理这些信息的时间非常有限,因为在实战中,为抓住机会,是否攻击往往需要立即做出决定。
    第二,无人机的信息过剩只是一种假象,信息不是全面过剩,而是片面过剩。由于是在空中飞行,无人机搜集的信息是鸟瞰式的,这种垂直视角的信息应结合水平视角的、来自地面的信息综合判断人和物的性质,因为同样的事情,在空中看来和地面看来,可能会产生完全相反的判断。例如,在冲突地区,一群少年拿着玩具枪打闹,从无人机的角度看来疑似武装人员,而从地面的角度,则可以比较容易、清楚地确认其平民地位,但假如指挥官完全参考来自无人机的信息,或在做出决定之时,地面信息未能及时送达,那么这群少年很可能被定性为战斗员而被攻击。无人机提供海量信息这种特性,造成了信息过剩的假象,加上其便捷和人员零伤亡优势,使得使用国不自觉地偏好无人机,而较少使用地面人员搜集情报,甚至完全不进行地面情报工作,美国正是如此。这种方式,只能增加实际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几率。
    2. 信息过多导致比例原则的评价标准提高
    比例原则的两个衡量指标一是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二是附带平民伤亡和民用物体毁损。判断具体攻击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无法通过某种公式、简单地输入数据得到结果,只能一事一议地进行。不仅如此,具体攻击符合比例原则与否,不能事后判断,而应根据当时的情形予以判断。如果指挥官已经考虑了当时可以得到的所有信息,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推测攻击导致的平民死伤或民用物体毁损程度不会过分超出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然后发动攻击,这样的攻击就是符合区分原则的攻击。即使在攻击发生后,发现附带的平民死伤或民用物体毁损程度超过了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但只要无法证明指挥官存在过错,如故意遗漏、忽视某些信息等,攻击也仍然不违反比例原则。简单地说,具体攻击是否符合比例原则,主要取决于指挥官当时可以得到的信息,可参考的信息越多,就越能区分战斗员与平民、军事目标与民用物体,就越能降低平民死伤或民用物体毁损的程度。因此,无人机提供的大量信息,会直接提高比例原则的评价标准。对同一目标的攻击,由无人机进行和战斗机进行,评价的标准可能存在巨大差别,因为前者拥有大量、实时的信息可供参考,而后者只能主要依靠已有的信息。
    3. 信息不公开使得无法准确判断具体攻击合法与否
    上述无人机信息过剩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研究,只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讨论。在实践中,即使不考虑是否侵犯主权、是否属于自卫等关于使用武力合法性的问题,单纯从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等判断具体无人机攻击是否合法,都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无人机攻击都没有公开过全面、准确的信息,对同一起攻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不同主体的版本存在很大差别,彼此也很难接受对方的版本。这就形成了除了为无人机攻击辩护的声音外, 例如:Robert P. Barnidge, Jr.. A Qualified Defense of American Drone Attacks in Northwest Pakistan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J]. 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2(30):409-447; Kurt Larson and Zachary Malamud. The United States, Pakistan, the Law of War and the Legality of the Drone Attack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Law, 2011(10):1-25; Ryan J. Vogel. Drone Warfare and the Law of Armed Conflict[J].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 2010(39):101-138等。国际法学界甚至无法就无人机攻击是否合法给出确定意见的尴尬局面,例如:Cheri Kramer. The Legality of Targeted Drone Attacks as U.S. Policy[J].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1(9):375-397; Andrew C. Orr. Unmanned, Unprecedented, and Unresolved: The Status of American Drone Strikes in Pakistan under International Law[J]. Cornell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11(44):729-752; Michael N. Schmitt. Drone Attacks under the Jus ad Bellum and Jus in Bello: Clearing the ‘Fog of Law’[J].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2009:311-326等。而媒体渲染的平民死伤情况,使得社会舆论在激愤的同时,更难以信任国际人道法和国际法,进而在整体上不利于国际人道法和国际法的发展。
         四、无人机操作者的法律地位
    无人机是先进而复杂的机器,其操作需要大量人员同时进行,每人各有分工、各司其职,如飞行控制、导弹操作、信息传输、图像处理、情报分析、指挥决策等。以美国为例,其“捕食者”和“死神”在进行攻击时,大约需要160到180人进行操作,更复杂的、目前尚未武装化的大型无人机“全球鹰”在飞行时则需要300到500人。[10]144无人机操作者如果是军人,其法律地位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一方面,如上文所述,美国无人机攻击主要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起,而中央情报局只是情报机构,不属于军队。另一方面,无人机的操作和控制被大量外包至私营军事安保公司,由其人员实际参与和进行。无论是中央情报局人员,还是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人员,都不是美军成员,不具有战斗员地位,故这些平民参加无人机攻击的行为会影响其在国际人道法中的地位。因为国际人道法给予平民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的权利,但前提是平民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一旦进行此种活动,平民将丧失保护并成为合法攻击目标。例如,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3条第1款将最低限度的保护限定于“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1条第3款规定“平民除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并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外,应享受本编所给予的保护”,《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第13条第3款规定“平民个人除直接参加敌对行为并在参加期间外,应享受本部所给予的保护”等。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平民操作者在进行无人机攻击时是否,以及何时,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然而,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作为区分战斗员和平民的关键,国际人道法中没有平民的直接定义,即没有直接规定平民是什么样的人,而是使用排除的方式,通过规定什么样的人不是平民(即战斗员)来定义平民。战斗员是具有特权的人员,即“有权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员,被俘时享有战俘待遇并因此受到保护,而且只要遵守战争法的要求,其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行为就不受惩罚,没有战斗员地位但是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人,不享有战俘地位并可能因其行为而受国内追诉。在任何国际条约中都没有定义,也缺乏判断标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09年发布了《国际人道法中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定义的解释性指南》(以下简称《解释性指南》),试图解决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这个“国际人道法中最为困难且至今未获解决的问题”。虽然该文件本身存在较多理论上的问题与漏洞,而且不具法律效力,但它试图通过新概念和新标准从实质上推进平民和战斗员的界定,代表了国际人道法在平民和战斗员问题上的最新努力和进展,而且为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概念的构建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解释性指南》,一项具体行为要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损害下限、直接因果关系和交战联系。损害下限是指“行为必须很可能对武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或军事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或者致使免受直接攻击之保护的人员死亡、受伤或物体毁损”,直接因果关系要求“在行为与可能因该行为(或该行为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协同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交战联系意味着“该行为必须是为了直接造成规定的损害下限,其目的是支持冲突一方并损害另一方”。[11]44从这三个条件出发,第一,无人机或是可能/已经对武装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或军事能力造成不利影响,或是可能/已经导致平民死伤和民用物体损毁,因此满足损害下限的要求。第二,无人机与造成的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不是无人机攻击,损害不可能发生,直接因果关系的要求也满足。第三,无人机攻击正是为了通过对武装冲突一方造成损害,以削弱该方能力,并增强己方优势,故存在交战联系。总的来说,无人机操作者在进行攻击时,损害下限、直接因果关系和交战联系三个要件均已具备,因此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由于性质非常明显,《解释性指南》甚至未经讨论而直接宣布无人机操作者在攻击时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即“由无人驾驶飞机实施的攻击可能会同时涉及许多人……所有这些人都是该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且都在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参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解释性指南[M]. 北京:[出版者不详], 2009:52。按照《解释性指南》对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时间范围的界定,无人机操作者在具体攻击的“直接实施和构成该行为有机组成部分的准备工作”阶段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11]65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如果不是军人,无人机操作者在进行攻击时,将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而丧失国际人道法给予的免受直接攻击之一般保护,并将因此种行为而受国内追诉。
    然而这种理论上的推断在现实中尚无丝毫实现的可能。一方面,无人机操作者与无人机的攻击对象在地理位置上可能相隔千万里,后者如恐怖分子、有组织武装团体成员等,现在也没有实时追踪并攻击无人机操作者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平民,如中央情报局和私营军事安保公司人员操作无人机,在美国一直都是被默许、被鼓励的,没有任何无人机操作者为其行为承担无论是根据国际法还是根据国内法的法律责任。五、无人机与国际人道法的应对策略 现阶段,无人机仍然只是一种武器,而且是一种合法武器,其对国际人道法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可能违反比例原则、造成过分平民死伤或民用物体毁损上,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问题。在未来,无人机如果完全自治,“主体”的成分超出作为武器的工具性质,以人为逻辑起点和终点的国际人道法将很难适用。从现实来看,美国等军事强国将会继续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并将继续推进无人机研发。在根本不可能禁止无人机的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应抓紧时间,在尚有能力处理无人机问题时,从以下两方面入手,应对无人机的挑战。
    第一,增强预防措施规则的法律效力。预防措施规则是指在攻击时采取预防措施,减少附带的平民人身伤亡和民用物体毁损。预防措施规则除了规定根据区分原则查明目标能否被攻击、《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2款第1项第1目规定,“尽可能查明将予攻击的目标既非平民也非民用物体,而且不受特殊保护,而是第五十二条的意义内的军事目标,并查明对该目标的攻击不是本议定书的规定所禁止的。”根据比例原则是否发动攻击《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2款第1项第3目规定,“不决定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第57条第2款第2项规定,“如果发现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或是受特殊保护的,或者发现攻击可能附带造成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为过分的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该攻击应予取消或停止。” 以及其他将平民人身伤亡和民用物体毁损最小化的措施外,《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3款规定,“为了取得同样的军事利益有可能在几个军事目标之间进行选择时,选定的目标应是预计对平民生命和民用物体造成危险最小的目标。”还特别要求“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以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平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7条第2款第1项第2目。虽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预防措施规则已上升为原则,并具有国际习惯法的地位,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ume I:Rule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51-76; Jean-Marie Henckaerts and Louise Doswald-Beck(ed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Volume II:Practice[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336-450.但在多数国家看来,预防措施仅仅是国际人道法的一种规则,而不是原则,更不是基本原则。因此,预防措施规则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实际运用较少。也正因为如此,在应对无人机问题上,预防措施规则具有较大的潜力。无人机不是进行攻击的唯一手段,其他方法如地面部队、战斗机等都能够进行同样攻击,但都没有无人机快捷,而且都可能导致己方人员伤亡。如果“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完全不使用无人机进行攻击,二是使用无人机攻击,但尽可能将附带损害最小化。完全不使用无人机只有在国际社会形成共识并通过国际法认定无人机本身非法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法更为现实,因为将附带损害最小化与武器是否合法完全无关。如果预防措施规则能够成为国际人道法的根本原则,或者其法律地位和效力得到实质增强,那么预防措施规则将可能较为有效地解决无人机给国际人道法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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